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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的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名义上是“中华民国”，实则已沦为军阀割据的战场、列强瓜分的猎物、百姓泣血的炼狱。这一年，没有统一的政府，只有枪杆子说了算；没有国家主权，只有条约与借款写就的卖身契；没有民生保障，只有饥馑、战乱与无尽的苛捐杂税。
北京城里，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徐世昌与总理王士珍、段祺瑞、钱能训“你方唱罢我登场”。广州城中，孙中山高举“护法”旗帜，成立军政府。为了与北洋政府对峙更有力量，广州军政府改组，结果原大元帅制被唐绍仪、唐继尧、陆荣廷、伍廷芳、林葆怿、岑春煊、孙中山七总裁合议制取代，桂系军阀陆荣廷掌控实权，前清官员岑春煊被其扶持为军政府名义首脑，孙中山遭排挤架空、辞职离粤后，陆荣廷与岑春煊在茶楼密谈烟土换军饷。
中国一国两府，法统撕裂。而真正主宰地方的，是手握兵权的督军——皖系段祺瑞控制安徽、山东，直系曹锟盘踞河北，奉系张作霖雄踞东北，桂系陆荣廷横行两广，滇系唐继尧割据西南。
战火连年不息。仅在湖南，北洋军与湘桂联军反复拉锯，长沙一年数易其主。百姓扶老携幼逃难，田地荒芜，村落成墟。陕西因靖国军起义遭北洋围剿，大旱叠加兵祸，《申报》记载：“人相食，骨蔽野，十室九空。”
青年毛泽东目睹此景，痛心疾首。他在致友人信中写道：“方今世界，强权即公理。中国四万万人，如散沙一盘，任人宰割而不自知！”
最凶狠的掠夺者，是日本。1917至1918年，段祺瑞政府为换取支持镇压南方，接受日本“西原借款”1.45亿日元。表面是贷款，实则是以国家命脉为抵押——关税、盐税、铁路、矿山尽数落入日人之手。
1918年5月，中日秘密签订《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允许日军以“防俄”为名自由进入中国领土。消息泄露，全国哗然。学生集会抗议，工人罢工声援，但北洋政府置若罔闻。
与此同时，中国虽于1917年对德奥宣战，加入协约国，却未派一兵一卒赴欧，反被强征14万华工远渡重洋，在法国战场挖战壕、运弹药。他们睡泥坑、吃霉粮，死于炮火与疾病者逾两万人，尸骨难归故土。
毛泽东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沉痛指出：“所谓‘参战’，不过是军阀借列强之手打内战；所谓‘借款’，实乃卖国之契！”“中国是半殖民地，列强是主人，军阀是看家狗，百姓是牛马。”
农村早已千疮百孔。土地高度集中，不到10%的地主占有70%以上的耕地，佃农交租常达收成的七成。青黄不接时，农民被迫借“麦青款”，年利高达100%甚至更高，往往“借一还二，卖儿偿债”。1918年，华北、西北大旱，陕西、河南赤地千里。灾民掘草根、剥树皮，甚至“易子而食”。
城市亦无宁日：上海纱厂女工每日劳作14小时，月薪仅6元，而一斗米（约30斤）价格已涨至8元，劳作一天买不到一斤米。童工手指被机器轧断，无人问津；霍乱、流感肆虐，政府毫无防疫之力。
这是一个“吃人”的年代。鲁迅在1918年5月写道：“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就是此时的真实记录。
“国势阽危，人心涣散，若无新民，何以立国？”毛泽东、蔡和森等受杨昌济“奋斗、向上的人生观”深刻影响，常探讨“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这一核心问题。他们在长期交流中形成共识：迫切需要集合志同道合者共同探索，以实现“为共同的活动”之目标。
1918年4月14日，春寒料峭的长沙城西，溁湾镇刘家台子（今岳麓区周家巷2号）一间青瓦土墙的农舍里，13位平均年龄不过二十四五岁的青年围坐一堂。没有仪式，只有几条长凳和一颗颗滚烫的心。
新民学会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长达两年的思想酝酿与组织筹备。1915年，毛泽东在一师发起成立“哲学研究小组”，与蔡和森、萧子升等探讨哲学与人生问题。1917年，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等“游学”湖南农村，了解社会现实，思想进一步成熟。1918年3月，毛泽东、邹鼎丞草拟新民学会章程，征求各发起人意见。蔡和森在筹备中尤为积极，他认为“组织学会与事业的成败联系在一起，迫切渴望集合大家的智慧，以利用于共同大目的之上”。经过“百余次讨论”，他们最终确定了学会的基本框架和宗旨方向。
成立会上，发起人毛泽东声音沉稳而坚定：“我们今日聚于此，非为结党营私，亦非空谈高论，而是要‘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这句话，后来被郑重写入学会章程，成为这群湖南青年共同的精神契约。
此前，蔡和森早在家中闭门苦读时就常对妹妹蔡畅说：“润之兄所虑者，正是吾辈当为之业。”两人多次在刘家台子彻夜长谈，从孔孟之道谈到托尔斯泰，从教育救国论及社会改造。他们一致认为：中国之病，不仅仅在器物，也不仅仅在制度，而在“人心”——唯有重塑国民精神，方有新生之望。
会上，推举萧子升为总干事，但实际思想引领者是毛泽东。毛泽东提出会员须恪守“五不”戒律：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这看似朴素的规范，实则是对当时士风颓靡的坚决颠覆。毛泽东后来解释：“吾人若存一稍自私自利之心，则此等事万不可为。”
此时的他们，尚未转向武装革命，而是相信“从教育入手，从人心改造起”。然而，历史很快将他们推向更深的激流。新民学会成立不久，毛泽东即全力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他自己却选择留下。有人不解，他答道：“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
1920年，新民学会的骨干已分处两地：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在国内投身实际斗争，而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则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的蔡和森如饥似渴地研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他终于得出结论：唯有俄国式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救中国。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字字如火：“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
这封信横渡重洋，于11月抵达长沙。毛泽东回信说，已经与李大钊、陈独秀着手建党。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再次给蔡和森写信说：“政治界暮气沉沉，腐败已极……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非进行革命则不能得政权。”旧中国的病根太深，非彻底改造不可。毛泽东在信中明确“目标必须高远——即‘改造中国与世界’。”
“改造中国与世界”从此成为毛泽东心中不可动摇的志向。1921年元旦，寒风凛冽，长沙潮宗街的文化书社内却热气腾腾。毛泽东召集在湘的新民学会会员举行新年大会，议题只有一个：学会究竟要走向何方？
连续三天（1月1日至3日），18位会员激烈辩论。有人仍主张教育救国，有人呼吁实业兴邦，但越来越多的人赞同毛泽东、蔡和森的主张。毛泽东站在书架前，目光灼灼地说：“我们多数人都倾向于一种更根本的解决——不是改良，而是改造。改造的对象，不仅是中国，而且是整个旧世界。故我提议，将学会宗旨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毛泽东进一步解释道：“中国的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因其要瓜分世界；我们要解放中国，就必须打倒全球的帝国主义体系。故改造中国，必同时改造世界。”
也有会员犹豫：“目标是否过于宏大？”但面对军阀混战、列强环伺的现实，多数人意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济于事。最终，会议以14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正式通过新宗旨——“改造中国与世界”。同时决议：方法上倾向“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甲灵心鉴：1921年1月，新民学会宗旨从“革新学术”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标志着他们彻底告别了改良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力量。两个月前，毛泽东、何叔衡等已创立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至中共一大召开前，学会78名会员中，已有17人成为共产党员。六个月后，毛泽东、何叔衡奔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改造中国与世界”是毛泽东一生的使命，正如他后来所言：“我们共产党人，从不只为一国一地谋利益，而是为人类求解放。”
甲灵：世上要过好日子的人为什么都想学毛泽东的智慧？我用三年时间全面系统讲解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战无不胜？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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