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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4月6日，毛泽东从北京转道上海回到长沙，在修业小学谋得一份历史教员之职，每周六节课，月薪微薄。他一面接母亲来长沙看病，一面密切关注时局。
此前，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27个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协约国成员派出陆征祥、顾维钧等5位代表参会，期望以“战胜国”身份收回被德国侵占的山东权益，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然而，巴黎和会完全被英、美、法、日等列强操控，成为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列强不仅拒绝中国的合理要求，反而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特权（包括领土、铁路、矿产等）无偿转让给日本。更令人愤慨的是，北洋军阀政府在列强压力下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出卖国家主权。
这一消息于1919年5月初传到国内，如同一颗炸弹引爆了民众积蓄已久的愤怒，直接触发了五四爱国运动。5月4日下午，北京13所大中学校的3000余名爱国学生，冲破北洋军警的阻拦，齐聚天安门广场举行反帝爱国集会。谢绍敏咬破手指，血书“还我青岛”；学生们高举“外争主权，内惩国贼”“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纸幡、传单，控诉英、美、法等列强肆意瓜分中国、北洋政府置国家主权于不顾的卖国行径。随后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向各国公使请愿，遭使馆卫兵阻拦，愤慨之下，队伍转而前往位于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由此引发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行动。北洋政府当即逮捕带头的学生。
5月7日（“国耻日”），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传至长沙。毛泽东立即行动：联络彭璜、何叔衡、张国基等新民学会会员；奔走于长沙各校，推动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罢课、抵制日货、公开演讲，声援北京。
6月3日，北京军警大肆逮捕游行、演讲学生，一日拘押700余人。血讯沿铁路南下，如电流击中三湘大地。“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曾是启蒙的灯塔，巴黎和会上的屈辱，却如冰水倾盆——它告诉中国人：被奉为圭臬的西方文明，骨子里只有弱肉强食的动物丛林法则，“公理战胜强权”只是弱国的梦幻！
6月3日当晚，毛泽东召集湖南学生联合会紧急会议，动员“全省罢课！响应北京，誓雪国耻！”次日，长沙20余校总罢课；夏明翰、蒋先云组织湘南学联游行，衡阳、常德相继响应——湖南，成了五四运动在长江以南最炽热的火种。
6月5日，上海工人罢工！5000纱厂女工扔下梭子，杨树浦电厂切断电源，码头苦力拒卸日货。上海女工王根英在机器上挂“国耻未雪，誓不复工”；大生纱厂工人回绝双倍工资，血书“不斩曹陆章，宁死不食粟”；北京长辛店铁路工人抬着馒头给被捕学生送“牢饭”……这场运动，已从“书生请愿”变为“全民抗争”。
1919年7月14日，长沙酷暑如蒸。在修业小学后巷一间蚊虫横行的斗室里，一份四开四版的报纸《湘江评论》创刊，无彩图，纸张粗，却如利刃劈开沉寂。令人震撼的是，《湘江评论》全由毛泽东一人撑起——白天教书，晚上撰稿；无钱请人，亲自排版校对；没有印刷厂，手推油印机至深夜。
毛泽东在《创刊宣言》中写道：“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旧思想已死，新世界将生！毛泽东的宣告，字字如雷，句句如刀。
26岁的毛泽东伏案疾书，油灯将他的影子投在斑驳土墙上，像一尊正在铸就的青铜像。短短一个月，他写下41篇文章，包括那篇震动全国的《民众的大联合》。
毛泽东疾呼：“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苴罅漏，改良万端，终是无济于事……唯有民众的大联合，才能救中国！”这不是精英的悲悯，而是来自底层的觉醒——他要把学生、工人、农民、商人统统唤醒，铸成“新的长城”。
毛泽东在分析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后，发出时代呐喊：“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字字如锤，砸向千年铁幕。
“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救中国的钥匙，不在北洋总统府、不在巴黎和会、不在军阀地盘，而在工厂车间、在田间地头、在市井街巷。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这不是诗，不是梦，而是一道战书——向旧中国宣战，向沉默宣战，向一切“理所当然”宣战。
朋友易礼容来访，见毛泽东汗透粗布衣衫，伏案疾书。一间不足十平米的陋室，油灯如豆，一张破木床，上方挂着一顶破蚊帐。掀开蚊帐，臭虫四散。床上没有枕头，枕的线装书上爬满臭虫，“每一只都肚皮鼓鼓，饱尝了这位巨人的血”。——伟大的思想，往往诞生于最不堪的境遇；最响亮的呐喊，常出自最沉默的角落。
谁能想到，这位月薪微薄的小学教员，竟以一支笔，放大了从北京天安门涌来的五四惊雷，并将其化作席卷神州的思想海啸？《湘江评论》共出版五期，每期发行5000份，远销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成都。
李大钊对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给予了极高评价，称其为“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之一”。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也对《湘江评论》给予高度评价：称其“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湘江评论》共出版5期，1919年8月中旬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
二十年后，1939年5月，在延安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已是中共领袖的毛泽东发表《青年运动的方向》演讲。他掷地有声地说：“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此言惊人，却非夸张。正如他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总结：“五四运动的杰出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
——1919年初，中国还在跪着求“公理战胜强权”；
——1949年初，一个崭新中国即将诞生，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这三十年的飞跃，起点正是“五四”那场全民觉醒。而毛泽东没有停留在愤怒，而是追问出路；没有止步于批判，而是构建“敢教日月换新天”。
甲灵心鉴：“五四”运动不只是一次游行，更是无数青年在屈辱中思考、在困顿中书写、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湘江奔流，思想不息。1919年8月中旬，《湘江评论》虽被查封，但在“五四”的惊雷中，听见了民族复兴的潮声。毛泽东不仅看见了潮水的方向，更亲手推开了那扇闸门。他没有等待救世主，而是亲手点燃火炬；他没有抱怨黑暗，而是用一支笔，劈开长夜。
伟大变革，往往始于一间小屋、一支笔、一颗不肯沉默的心。一年后，毛泽东踏上新路——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创办文化书社，筹建共产主义小组……那间臭虫乱爬的小屋，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思想的孵化地。
北京点燃了五四之火，而毛泽东在湖南为它添了柴、引了路，最终让它燃成燎原之势。今天，当我们走过湘江之畔，仿佛还能听见1919年夏夜那台油印机的“滋啦、滋啦”声——那是思想破土的声音，是一个民族觉醒的胎动；当我们重读《湘江评论》，那油墨味中仍透着热血的温度，那是一个青年，用血与汗，为古老中国写下的第一声新生的啼哭。
甲灵：世上要过好日子的人为什么都想学毛泽东的智慧？我用三年时间全面系统讲解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战无不胜？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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