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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2月18日，北京前门火车站。寒风卷地，白气喷涌。26岁的毛泽东裹着单薄棉袍，率百人“驱张请愿团”踏雪而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不是为求学，也不是为谋职，而是为四千万湖南父老——驱逐祸害湖南的北洋军阀张敬尧。
毛泽东落脚于北长街99号（今北长街20号）福佑寺。一座黄琉璃瓦覆顶的清代皇家寺庙，香火早已断绝，后配殿寒气刺骨。殿外是森严朱红宫墙，殿内是层层叠叠的控诉材料。夜晚，毛泽东在油灯下伏案，笔尖划过纸页，无声却如惊雷；白天，他们四处奔走联络，向全国各大报社发稿，形成强大的倒张舆论。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与王复生、罗章龙、邓中夏等人齐聚北京陶然亭，在大槐树下合影留念。第二天，毛泽东等向北洋政府递交了《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请愿书，系统陈述其祸湘罪行。两个月内，先后组织七次向北洋政府的请愿活动。1月28日，毛泽东以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身份，带领请愿团手举旗帜，冒着严寒拥向新华门国务院请愿。在相持3小时后，毛泽东等6名代表得以进入，向总理秘书当面痛斥张敬尧罪行。2月5日，代表们如约等候答复，却遭军警阻拦，毛泽东等再次组织示威游行。这些请愿在当时虽然未获直接结果，但持续扩大了政治影响。
此行的意义远不止于一场地方政治请愿，尽管“驱张”事务繁剧，毛泽东仍常赴北大红楼。在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墙上悬挂李大钊手书：“铁肩担道义”。两人对坐畅谈，从俄国十月革命谈到中国出路。
毛泽东与李大钊的交往始于1918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时。彼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这次毛泽东重抵北京，李大钊已在《新青年》上连载《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起），系统介绍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并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0年1月，在李大钊、王光祈等人的介绍下，毛泽东正式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这是五四时期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全国性青年社团，由李大钊等人于1919年7月发起成立。毛泽东还频繁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活动，与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人炽热地研究讨论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著作，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社会主义史》。”
从此，毛泽东的救国思路，从“民众大联合”的广泛动员，逐步聚焦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路径。
福佑寺奔走的实践，红楼阅读的觉醒，二者交汇，淬炼出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基座。北京不止有斗争与理论，也有温情。黎锦熙比毛泽东年长3岁，同为湖南湘潭人，1913年在湖南省第四师范任教时，成为毛泽东的历史教师，次年随四师并入湖南一师。1915年黎锦熙调任北京后，毛泽东曾致信6封，称其为“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的良师挚友，两人探讨的话题从求学方法、哲学思潮到国家大事。黎锦熙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北京学界有着广泛影响，是毛泽东在京期间重要的思想交流对象。
1920年1月4日下午，黎锦熙专程来到北长街福佑寺平民通讯社，看望毛泽东。黎锦熙后来回忆道：“润之坐在大殿正中香案后，很长的香案，左边是平民通信社的油印机和通讯稿件……右边是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我在这里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的全文”。
毛泽东热情地向老师推荐这本改变他思想轨迹的著作，他激动地说：“这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主张阶级斗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正是我们改造中国所需要的真理啊！”这次会面，不仅是师生间的思想交流，更是黎锦熙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契机，也标志着毛泽东的思想正在经历从各种思潮的比较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阶段。
1920年2月20日（农历正月初一），毛泽东再次来到黎锦熙家中过年，这是他两次北京之行中第二次在黎家度过春节。黎锦熙深知毛泽东生活清苦，特意准备了丰盛的饭菜，让他打打“牙祭”。席间，两人边吃边聊，从湖南的驱张斗争到全国的政治形势，从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比较到中国社会改造的具体路径，畅所欲言。
毛泽东详细分析了驱张斗争的进展，他说：“张敬尧这个‘大混蛋’（毛泽东当时对张的蔑称）在湖南作恶多端，驱逐他只是第一步，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新湖南，进而推动整个中国的变革”。黎锦熙则从学术角度出发，与毛泽东探讨了教育救国、文化革新等问题，两人的交流既有理论高度，又紧密结合中国实际。
1920年3月12日，毛泽东致信黎锦熙，将他与彭璜共同起草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的商榷》寄去请教。信中，毛泽东详细阐述了对湖南自治问题的思考，提出了“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的主张，强调“社会之腐朽、民族之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
这封信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当时的政治主张和思想深度，也展现了他对黎锦熙这位老师的敬重与信任。黎锦熙收到后，认真阅读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毛泽东完善湖南建设方案提供了有益参考。
在北京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与黎锦熙多次会面，“谈心谈学、谈文化运动、谈社会改造”，核心议题始终围绕“改造中国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社会主义”展开。当时，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在北京广泛传播，毛泽东正处于“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关键时期，他与黎锦熙的讨论，帮助他进一步厘清了对各种思潮的认识，坚定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
黎锦熙后来回忆，毛泽东在这些讨论中表现出了惊人的洞察力和坚定的信念，他说：“润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越来越深刻，他认为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临行前与黎锦熙告别。此后，尽管岁月流转、世事变迁，他们的师生情谊始终未断。1939年，毛泽东将《论持久战》寄赠黎锦熙；1949年6月17日，毛泽东在北平专程前往北京师范大学教工宿舍看望黎锦熙，黎锦熙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1920年3月17日润之到我家后，至今不见快30年，身体比从前强壮”。这段发生在百年前的思想交往，见证了一位伟大革命家的思想成长历程，也记录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真理而不懈探索的精神风貌。
1920年夏，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深入讨论建党问题后，返回长沙创建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始人之一。
甲灵心鉴：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仅116天，却完成了一场蜕变。他领导“驱张”运动，实践了组织群众、发动舆论。四个月后，张敬尧溃逃出湘，“驱张”胜利。但毛泽东的收获，远不止一场地方胜利——他看清了：单靠请愿无法救中国，唯有依靠阶级力量，才能砸碎旧世界。一年后，中共一大召开，嘉兴南湖红船启航。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1919年的呐喊，在1920年的北京，找到了实现它的道路。那盏福佑寺的油灯，早已熄灭。但它点燃的火种，至今仍在神州大地熊熊燃烧。
甲灵：世上要过好日子的人为什么都想学毛泽东的智慧？我用三年时间全面系统讲解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战无不胜？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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