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灵求真:为什么说毛泽东在安源引爆“火山”喷涌?《毛泽东智慧通鉴》

2026-04-17

来源:世界5A级高质量发展评价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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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0月,中共湖南支部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今长沙市八一路538号)正式成立,此处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新婚居所。既是住所,也是支部秘密机关,毛泽东任书记。

安源路矿位于江西萍乡与湖南醴陵交界处,由萍乡煤矿和株萍铁路组成,是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工业企业,隶属汉冶萍公司,受日本资本控制。1.7万名工人(煤矿1.2万、铁路5千)遭受三重压迫:

在经济剥削方面,工人工资极低,日均仅有0.2元,还要遭受工头的层层克扣,更有甚者,工资被拖欠长达数月之久。工人常常陷入“卖儿鬻女,妻离子散”的绝境,最终落得“老者填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的悲惨结局。

除了经济上的盘剥,工人们还承受着惨无人道的人身摧残。煤矿事故频发,死亡率极高,工人们被资本家视为“会说话的工具”,被任意打骂,毫无尊严可言。这也导致井下工人“十有九伤”,平均寿命不足30岁,每一位工人的身上都刻满了被压迫的伤痕。

与此同时,封建束缚更是将工人牢牢禁锢在苦难的深渊。封建把头制度森严,工人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甚至被强制签订“卖身契”,如同奴隶一般被任意支配。一首民谣泣血传唱:“少年进炭棚,老来去讨饭。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成为了当时所有安源路矿工人心中最迫切、最普遍的呼声。

毛泽东敏锐洞察到安源是一座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将其列为工人运动重点区域。1921年10月,毛泽东以“走亲戚”为名,第一次秘密来到安源,住在西平巷段长毛紫云家。毛泽东以参观名义下矿井、进工棚,走访工人宿舍、食堂,亲眼目睹了矿工的非人处境:每日在黑暗潮湿的矿井中劳作12至14小时,却养不活自己;井下事故频发,死者常被草席卷起丢入荒山;工人“生如牛马,死如蝼蚁”。

在满身煤尘的矿工中,毛泽东轻声问道:“你们为何受苦?”

矿工们早已被苦难磨平棱角,回答说:“命苦。”

毛泽东说:“你们受苦不是命苦,而是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压迫剥削的结果!是这吃人的世道,让你们活成了牛马!”这句话如一道惊雷,劈开了矿工心中积压多年的迷雾。毛泽东继续以生动比喻启发团结意识:“一块小石子,老板一脚踢开;许多石子掺沙石灰合成团,老板就搬不动了”。

此行,毛泽东发展了朱少连、李涤生等进步工人入党,建立了安源党小组,隶属中共湖南支部。这是安源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毛泽东后来回忆:“我在安源看到的苦难,比书本上写的更触目惊心。”

1921年12月,毛泽东再次赴安源,此次带上了青年党员蒋先云。毛泽东指导工人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为名,筹备成立合法组织。1922年2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挂牌,李立三任主任。俱乐部开设夜校、阅览室、消费合作社,成为凝聚工人的核心阵地。

毛泽东强调:“必须先把工人组织起来,教育起来,才能谈斗争。”按照“办夜校→建俱乐部→发展党员→发动罢工”的渐进办法,为后续行动奠定基础。同时确立“弯弓待发”策略,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避免过早暴露实力。

1922年4月初,刘少奇从上海抵达长沙。毛泽东在清水塘22号住所会见刘少奇,决定派刘少奇接替李立三,赴安源领导工人俱乐部工作。毛泽东叮嘱:“安源是我们的命脉,俱乐部是工人的堡垒。你要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稳扎稳打,不可轻举妄动。”刘少奇于4月中旬抵达安源,任工人俱乐部窿外主任(后任全权代表)。

为加强全省工运统筹,毛泽东于4月将李立三从安源调回长沙,任命其为中共湖南支部工运委员,负责协调铁路、纱厂、泥木等行业斗争。李立三带回安源最新情况:工人情绪高涨,但当局打压加剧。毛泽东据此判断:“安源火候已近,须备柴薪,待风而燃。”他指示李立三在长沙同步筹备支援力量,包括舆论声援、资金筹措和交通联络。

1922年9月初,毛泽东第三次来到安源,深入调查后判断:罢工条件已成熟,决定发动总罢工。此时俱乐部会员已超700人,群众基础日益坚实。毛泽东与刘少奇、李立三在牛角坡一栋小楼内秘密会商,决定筹备大规模罢工。

毛泽东提出总方针:“哀而动人,哀兵必胜。”以和平、理性、有组织的姿态争取社会同情,并做好自卫准备。他明确分工:李立三为公开总指挥;刘少奇担任首席谈判代表;毛泽东本人则返回长沙,统筹全局,协调湖南支援。

此时,毛泽东为什么判断罢工时机已到?因为一年来的宣传发动,具备了思想基础,同时有三个导火索:路矿当局宣布裁撤工人俱乐部、拖欠了三个月工资、取消井下安全灯配给,工人们已怒不可遏。

9月14日凌晨,1.3万名工人全体罢工。矿区机器停转,铁路中断,商店关门。工人高举“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标语,秩序井然,无一人滋事。纠察队佩戴红袖章,维持治安,赢得市民广泛支持。

当局调集军队包围矿区,但面对如此文明而坚定的集体行动,武力镇压难以实施。9月17日,戒严司令李鸿程下令逮捕俱乐部领导人。刘少奇挺身而出,只身前往戒严司令部谈判。面对枪口,他冷静陈词:“万余工人如此要求,俱是生存问题……若不解散军队,不撤回戒严令,万余人生命将陷于危险!”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长沙发动湖南各界声援,电报、通电纷至沓来;武汉、上海工会亦纷纷响应。北洋政府顾虑汉冶萍公司日本资本利益,不敢轻易开枪。

在工人的强大压力和社会舆论支持下,路矿当局被迫让步,将17项要求合并为13项协议,于9月18日上午正式签字: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最低工资由日均0.2元增至0.3元;发清欠饷;井下工人每班工作减至8小时,增设安全设备;工人直接受路矿当局管理,工头不得任意打骂克扣;工人因工受伤,路矿负责治疗并发放工资;死亡者给予抚恤金。

历时五天的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无一人伤亡。安源工人第一次用自己的团结赢得了尊严与权益。特别是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这是罢工最关键的胜利标志。工人们高呼“罢工胜利万岁!”“工人俱乐部万岁!”举行盛大庆祝游行。

毛泽东后来总结道:“打仗要选将,造势要择时。四月不动,五月观势,九月点火——火一点,就要烧透半边天。”

甲灵心鉴: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工人运动的首次重大胜利。至1923年,安源党员达200余人,占全国党员总数近四分之一,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1927年秋收起义前夕,毛泽东再次到安源,组织工人武装参加起义,安源矿工成为工农革命军主力之一。

通过这场斗争,毛泽东后来指出:“工人阶级最有纪律性、最富革命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而那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不仅点燃了一个矿区的觉醒,更成为整个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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