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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回忆说：“我们在国民党里，不是去当官，是去点火。”
1924年1月初，毛泽东抵达广州，参加中共党团会议，明确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一大上的策略方针，确保中共代表在大会上保持一致立场。
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打倒列强，除军阀”的目标，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举行。出席代表165人，其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25人。毛泽东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之一。
由鲍罗廷起草、李大钊等人修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提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并将帝国主义与军阀确立为革命的主要对象。毛泽东联合谭平山、林伯渠等人提出动议，要求国民党明确援助工农。经激烈辩论，大会通过《组织问题案》，决定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工人部、农民部，并在各省设立相应机构。这一制度安排，为毛泽东日后主持农民运动埋下了重要伏笔。
然而，国民党右派冯自由、方瑞麟等人趁机发难，提出“本党章程应禁止跨党”，意图驱逐共产党员。毛泽东当场反驳：“若不反帝反军阀，国民党不过是一纸空文；若不容共产党人，革命便无新鲜血液。”“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为共同革命目标而来，非为分裂。若因信仰不同而拒之，岂非违背总理‘容纳各派革命分子’之训？”其言辞犀利、逻辑严密，赢得全场瞩目。孙中山事后称赞毛泽东“政治头脑明晰且口才极佳”。
最终，大会通过由李大钊起草的党章条款，明确规定：“凡信仰三民主义、愿效忠本党者，无论是否跨党，皆可入党。”这从组织上合法化了共产党员的双重党籍。
1924年1月30日下午，大会闭幕当日进行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经孙中山亲自提名，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成为进入国民党领导层的重要共产党人代表。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也为毛泽东后续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期间，毛泽东的地位和影响力远高于蒋介石。此时的毛泽东已是备受瞩目的政治新星——不仅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会后更被派往上海，主持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工作，负责对江浙沪皖等地国民党组织进行调查、整顿与党员重新登记，清除投机分子，吸收工农革命力量。他卓有成效的党务工作，赢得了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的高度赏识。
而彼时的蒋介石，甚至连国民党一大正式代表都不是。因未能入选，他一度“赋闲在家，郁闷而纠结”，愤愤不平地给孙中山写信抱怨。
国共合作所要打倒的军阀格局，正在剧烈变动。就在两个月前的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以每票5000银元收买国会议员，贿选为总统。此举使其丧失全国道义支持，财政枯竭、士气低落，各地反直声浪高涨。
在此背景下，一个反直系军阀的“三角同盟”悄然形成：奉系张作霖联合皖系残余势力（段祺瑞、浙江督军卢永祥）与广东孙中山革命政府。三方于1924年夏秘密达成协议，约定共同讨伐直系。
导火索很快点燃。1924年9月，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因争夺上海爆发“江浙战争”。吴佩孚调集直系主力南下支援。张作霖立即以“援助卢永祥”为名，于9月15日下令奉军大举入关，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初期，主战场集中在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双方陷入胶着。吴佩孚亲率十万精锐北上督战，导致京畿防务空前空虚。此时，被任命为“讨逆军”西路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奉命开赴古北口方向，却行动迟缓——实则早已心怀异志。
冯玉祥素来不满吴佩孚专横跋扈，又受国民党人徐谦、李石曾影响，并与苏联顾问有所接触。战前，他已秘密联络张作霖，并获得段祺瑞支持。
1924年10月21日，冯玉祥在滦平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决定“班师回京，推翻贿选政府”。
10月22日夜，其部将鹿钟麟率精锐部队悄然潜入北京。
10月23日凌晨，迅速控制电报局、电话局、车站及各城门，包围总统府。毫无防备的总统曹锟正在延庆楼打麻将，突闻枪声，“吓得手抖”，旋即被软禁。直系在京政权顷刻瓦解。整个政变未发一枪，兵不血刃。史称“1924年北京政变”（又称“首都革命”）。
政变成功后，冯玉祥宣布脱离直系，将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自任总司令。他通电全国，主张：废除曹锟贿选政府；恢复《临时约法》精神；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并推举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组建过渡政府。
前线的吴佩孚闻讯，军心大乱。奉军乘势猛攻，直系全线崩溃。吴佩孚仅率两千残兵从塘沽乘船南逃，直系统治就此终结。
冯玉祥掌控北京后，随即着手驱逐清废帝溥仪。1912年清帝退位时，《清室优待条件》规定：溥仪保留皇帝尊号，暂居紫禁城内廷；民国每年拨款400万元；侍卫、宗庙照旧维持。此后十二年，紫禁城俨然“国中之国”。1917年张勋复辟虽仅十二日即败，却已严重损害共和根基。冯玉祥一贯痛恨封建帝制，视《优待条件》为“共和之障碍，民国之赘疣”，决意彻底废除。
他委派京畿卫戍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执行驱逐任务，由李石曾作为国民代表监督。1924年11月5日清晨，国民军包围紫禁城，切断对外联系，景山守军被缴械换防。上午9时，鹿钟麟率40名军警入宫，要求内务府大臣绍英传达驱逐令。绍英试图拖延，鹿钟麟以“若不服从，将开炮轰击”相逼，限三小时内搬出。
溥仪紧急召开“御前会议”，最终被迫接受条件，交出皇帝印玺（共15颗）。下午4时10分，溥仪携婉容、文绣及少数侍从，乘坐国民军提供的五辆汽车，从神武门离开紫禁城，迁居什刹海其父载沣府邸；470余名太监、百余宫女被全部遣散；清室私产登记造册，紫禁城公产收归民国政府。
远在广州的孙中山闻讯振奋。1924年11月10日，他发表《北上宣言》，呼吁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随即启程北上。12月31日抵京时，数十万民众夹道欢迎。然而，段祺瑞无意推行民主，反而召集由军阀官僚主导的“善后会议”，拒绝国民会议主张。孙中山愤懑交加，病情恶化，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北京。
冯玉祥的“国民军”终究仍是军阀武装，其“革命”色彩有限。政变并未带来和平统一。段祺瑞挂名“临时执政”，实权由奉系张作霖与冯玉祥共掌：张作霖控制东北、直隶、山东；冯玉祥占据察哈尔、绥远、甘肃等西北地区。北洋政府法统崩坏，《曹锟宪法》被废，却代之以更无序的军阀分赃体制，开启了奉系、国民军与直系残余新一轮混战的序幕。中国，仍在黑暗中摸索通往真正共和的道路。
就在1924年10月“首都革命”发生之际，毛泽东身兼数职：既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事务，负责联络各地党组织、共产国际代表（如马林）及国民党左派（如廖仲恺）；同时又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通过统一战线机制，推动组织建设、群众动员与军事人才培养，为1926年北伐战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年11月，因长期超负荷工作、国共合作内部矛盾加剧以及恶劣的工作环境，毛泽东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罹患严重神经衰弱症。12月，他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请假，离开上海，返回湖南韶山老家休养。正因这次返乡，他错过了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
在韶山休养期间，毛泽东深入农村调研，体察农民疾苦，收集第一手资料。这段经历，成为他日后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思想的重要实践源头。
甲灵心鉴：1924年，毛泽东借国民党的壳、播共产党的种，以统一战线为杠杆，发动工农群众，切实推动“打倒列强，除军阀”这一时代使命的落地生根。
甲灵：世上要过好日子的人为什么都想学毛泽东的智慧？我用三年时间全面系统讲解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战无不胜？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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