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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初，第一次国共合作下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在即，全国革命重心南移广州。此时的毛泽东，已从1925年冬主编《政治周报》的舆论战场，转向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何发动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支持北伐战争？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首先建立清晰的阶级分析框架，以分清敌我。
当时党内对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首要问题仍存在模糊认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只关注维护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而忽视农民，张国焘的“左”倾关门主义则片面强调工人运动，同样低估了农民的力量。两者都未能正确认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不知到哪里去寻找真正的革命同盟军。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首次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并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而“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
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那么，理论如何落地？革命火种如何播撒？1926年3月，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部长林伯渠正式聘任，毛泽东出任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5月3日，第六届农讲所在广州番禺学宫正式开学。这是农讲所历史上首次面向全国招生，学员达327人，来自20个省区，其中湖南籍101人，湖北、江西、河南等地亦占多数——皆为北伐必经之战略要地。
学员多为小学教员、青年学生、退伍军人，八成出身贫苦农家。毛泽东在开学讲话中强调：“我们办这个讲习所，不是为了空谈，而是为了训练能到农村去组织农民、宣传农民、武装农民的战士。”
课程设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设计，突出“理论—军事—调查”三位一体。25门课程表上，“中国农民问题”被毛泽东用红笔重重圈出。他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达23课时，在课堂上系统阐述：“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没有农民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讲堂之上，毛泽东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一座巍然多层塔：“塔基是工人农民，其上小资产阶级、地主、军阀层层压迫，塔尖便是帝国主义……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教鞭猛然敲击塔身：“只要劳苦大众起来斗争，此塔必倒！”
与此同时，毛泽东力主强化军事训练。每日清晨，学员出操、练习射击、进行夜间行军；并多次在军事课上强调：“农会若无自卫武装，土豪劣绅一反扑，一切成果即付东流。”他还邀请黄埔军校教官讲授游击战术。
值得注意的是，1926年5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迫使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职务。毛泽东因此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一职，但因“农讲所所长”并非部长级职位，得以继续留任。他对学员说：“他们可以夺走职位，但夺不走我们在农民心中的根。”
课堂的余温未散，6月至7月，毛泽东组织全体学员分赴海丰、花县、广宁等地开展农村调查。湖南学员王首道多年后仍铭记这段“艰苦、紧张、活泼”的岁月：竹木搭建的统铺宿舍里，斗笠与枪架并立，墙上“到农村去！”的标语如火焰燃烧。
毛泽东要求每人“带着问题下去，带着材料回来”，详细记录土地占有、租佃关系、宗族权力结构。他在系统分析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时，指出：“乡村中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富农有些同情革命，自耕农态度游移，只有贫农——包括半自耕农、佃农和雇农——才是真正革命的主力。”
随着北伐战争于1926年7月正式开始，农民运动在广东、湖南、湖北等地迅速高涨。然而，党内对农民运动的认识仍严重分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坚持城市中心论，认为工人是革命唯一依靠力量；国民党右派则公开指责农会“过激”“破坏国共合作”。面对这种局面，毛泽东深感必须从理论上阐明农民问题的战略地位。
1926年9月1日，毛泽东在油灯下主编《农民问题丛刊》，26种出版物如利剑出鞘。在首辑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他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毛泽东进一步分析道：“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这几者都是农民的死敌。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论断如惊雷炸响，随北伐军步伐传遍大江南北。
针对当时对农运的种种责难，毛泽东坚定地指出：“目前中国各地的农民运动，正是一场广大的群众斗争。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谁要是忽视了农民，谁就是背叛了革命！”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同期发表于《农民运动》周刊第8期。虽仅一千五百余字，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在公开文献中将农民问题置于决定革命成败的核心位置。
1926年9月11日，第六届农讲所结业。毛泽东在毕业典礼上勉励学员：“你们是火种，要撒向全国。到农村去，唤起千百万农民，建立自己的农会，打倒土豪劣绅！”结业后，全体学员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名义派往各省。
1926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农讲所学员回乡后迅速组织农会，至1927年初，仅湖南农会会员已达200万人。多年后，毛泽东回顾这段经历，对斯诺说：“我在广州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那是我一生中最有成效的工作之一。我们训练了三百多名同志，他们像种子一样撒向全国。”毛泽东还曾感慨：“没有农讲所，就没有后来的湖南农民运动；没有湖南农民运动，就没有秋收起义。”
甲灵心鉴：真正的革命教育，不在殿堂高论，而在让被压迫者看清自己的力量。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仅存四个月，却成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民问题相结合的首个制度化实践。在这里，毛泽东完成了从“笔杆子”到“泥腿子”的战略转身——他不再仅在纸上分析阶级，而是亲手锻造被压迫阶级的力量。当327名学员走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奔赴山河大地，中国革命的重心，便真正从城市街垒，移向了广袤的田野。
甲灵：世上要过好日子的人为什么都想学毛泽东的智慧？我用三年时间全面系统讲解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战无不胜？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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