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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首要目标是北伐。如何汇聚北伐的力量洪流？毛泽东在《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中指出：“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他还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为了将分散的农民锻造成北伐的后盾，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主持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他说：“《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当其未出茅庐时，一点用也没有，一出山握有兵权，则神出鬼没了。”无论谁，如果“没有民众的拥护，一点力也没有”。
1926年9月11日，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318名学员，背负“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使命星夜启程，奔赴北伐军即将经过或正在作战的（如湖南、湖北、江西等）20个省份。为有力支援北伐，他们的名单成为历史中刻意封存的秘密——这是唯一一届无档案可考的学员。他们在北伐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什么要北伐？从1912年到1927年，北方有控制中央政权的皖系、直系、奉系；南方则有滇系、桂系、川系等。军阀间发生较大规模战争约140次。若将小型冲突计入，仅四川一省就发生过400余次；北洋军阀混战十余年间，中央政府更换19位总统、38届内阁，最短的仅持续6天；军阀为扩充军费横征暴敛，导致经济凋敝、民生困苦，社会秩序严重混乱。
“军阀之专横，与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乃中国内忧外患之根本原因。”军阀不仅是国家分裂的制造者、人民苦难的施加者，更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工具。打倒军阀，既是民族独立的必要条件，也是百姓生存的先决前提。1926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主要目标就是“除军阀”。
毛泽东在农讲所讲课中多次指出：农民占中国人口80%以上，是“革命先锋”；北伐要成功，“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军阀的统治基础在乡村，只有发动农民“打倒土豪劣绅”，才能“挖掉军阀的根子”。
192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首次设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11月中旬，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文件《目前农运计划》，明确提出：“在北伐军占领区域，应立即大规模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以巩固革命政权，支援前线作战。”同时对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作重点部署，“北伐军所到之地，农民运动必须立即发动，打倒土豪劣绅，建立乡村民主政权，以巩固后方，支援前线。”
1926年7月北伐战争誓师至1927年春，北伐军从珠江流域推进至长江流域，基本打垮吴佩孚、孙传芳主力。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组织发动广大农民，以空前的组织化、行动力，从政治动员、军事支援、后勤保障、社会治理等多维度提供全方位支撑，形成“军民同心”的革命格局，其贡献贯穿北伐全过程，是北伐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一、政治动员，筑牢群众根基
农民运动以湖南为中心，在湘、鄂、赣三省迅猛发展，从松散状态走向高度组织化，为北伐提供了最广泛的政治认同与群众基础。湖南1926年夏农会会员仅40万人，1927年1月激增至200万人，覆盖54个县；1926年12月召开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确立“一切权力归农会”。
湖北1926年7月会员仅3万人，1927年初达80万人；江西同期会员从数万增至30多万人。
全国1927年春已有201个县成立农会，会员总数超1000万人，形成覆盖南方数省的农民革命网络。
农会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打倒列强”为核心口号，摧毁农村封建基层统治，将农民从封建压迫中解放出来，使北伐的“反帝反封建”目标转化为亿万农民的自觉行动，为北伐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政治动员力。
二、军事支援，破解战场关键难题
农民以侦察、向导、破袭、直接作战等方式，参与军事行动，成为北伐军的“活地图”“后勤队”“战斗队”。平江战役中，农民向导带领北伐军抄平江北门间道，敌军猝不及防，守将陆法自戕，此役为北伐军进入湖北扫清障碍。
汀泗桥战役中，咸宁农民汪远福等带路，引导叶挺独立团绕至地图未标注的古塘角小道，突袭敌后，一举击溃吴佩孚主力，铸就“铁军”威名。贺胜桥战役中，农民提供敌军布防、退路情报，协助北伐军完成关键包抄，击溃吴佩孚核心部队。北伐军将领李宗仁后来坦言：“若无农民协助，汀泗桥之役恐难速胜。”
农民还组织梭镖队、土枪队、农民自卫军，手持简陋武器直接参战；大批青壮年农民踊跃加入国民革命军，补充北伐军兵源，叶挺独立团中农民占比极高。农民组建破路队，拆毁铁路、砍断电线杆、破坏桥梁，切断吴佩孚、孙传芳的物资运输与军事通讯，使敌军陷入“粮草不济、指挥失灵”的困境。
三、后勤保障，维系战场生命线
北伐军后勤补给高度依赖农民。农民主动捐献粮食、柴草、衣物，解决北伐军“粮草短缺”难题；在湖南、湖北、江西等主战场，农民自发筹集军粮，保障前线部队连续作战。仅湖南一省在1926年秋即向北伐军供粮超10万石。
农民组织运输队、担架队，以人力、畜力运输弹药、伤员、物资，跋涉于崎岖山路；协助构筑战场工事、救护伤员；组建慰劳队、宣传队，为北伐军送茶送饭、张贴标语、鼓舞士气，形成“军民一家”的战斗氛围。
四、社会治理，稳定北伐后方
农民运动铲除军阀统治的社会基础，为北伐军解除后方隐患。开展“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斗争，没收军阀、土豪财产，建立农民法庭审判反革命分子，摧毁军阀在农村的统治根基。农民自卫军镇压土匪、反革命武装，维持地方治安，防止敌军残余势力骚扰后方，使北伐军得以集中兵力于正面战场。农会取代封建乡绅，成为乡村权力核心，废除“苛捐杂税”“预征田赋”等压榨制度，赢得民心，凝聚民力，形成“后方稳固、前线勇猛”的良性格局。
五、协同作战，配合正面战场攻势
农民以游击战、袭扰战牵制敌军兵力，配合北伐军正面进攻，形成“前后夹击”的战略态势。农民在敌军后方破坏交通、截击小股部队、传递情报，使敌军首尾难顾，无法集中兵力对抗北伐军主力。在武昌、南昌等攻坚战中，农民武装切断敌军退路、配合攻城部队，加速敌军溃败，缩短战役周期。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称：“北伐的胜利，一半功劳在农民运动。”美国记者斯特朗写道：“我看到农民用扁担抬着革命前进。”吴佩孚部将哀叹：“前方尚可战，后方已尽反。”正如当时流传的歌谣所唱：“北伐军，打军阀，农民兄弟顶呱呱；送粮草，当向导，军阀不倒也得倒！”北伐的炮火或许由军人点燃，但支撑这场革命洪流的，是千百万赤脚踩在泥泞中的农民。他们用扁担扛起粮袋，用梭镖指向压迫者，用血肉之躯铺就了通往胜利的道路。这段历史，永远铭刻着人民的力量。
甲灵心鉴：1926年至1927年春，北伐战争之所以能在短短十个月内从珠江流域迅速推进至长江流域乃至中原，根本原因在于广大农民群众的广泛动员与全力支援。这一时期，数千万农民以前所未有的组织化形式参与革命，成为北伐胜利的“第二战线”和“决定性力量”。
甲灵：世上要过好日子的人为什么都想学毛泽东的智慧？我用三年时间全面系统讲解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战无不胜？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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