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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毛泽东主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特别强调军事训练，组织学生军参与实战，成功镇压了麻城的地主武装叛乱。作为农讲所教材之一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已强调建立农民革命武装的必要性，并系统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然而，这极具远见的主张并未获得陈独秀的重视与采纳。
此时，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迅速推进到了长江流域。在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与此同时，北伐军攻占安庆和南京；为配合北伐军扩大战果，中共领导的上海工人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成功，占领了上海，并成立上海市临时政府。
随着共产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深感不安，并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打击共产党的行动。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因受共产国际的影响，连续做出重大让步，为后来的大革命失败埋下了深重隐患。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密令其亲信、驻赣州新编第一师倪弼，杀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这是“四一二”政变前公然杀害共产党员的开端。3月17日，蒋介石指使暴徒和流氓，在九江公然捣毁了国民党左派领导的九江市党部、总工会。蒋介石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通过暴力手段，摧毁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合法权力机构。
北伐军占领安庆后，蒋介石于3月20日抵达。他先是在公开场合故意批评安徽革命同志“不团结”，为其后清洗左派制造舆论。同时，令其亲信杨虎等人，收买并组织青帮地痞流氓充当打手。3月23日，大批暴徒冲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省总工会机关，见人就打，见物就砸。
蒋介石的连续暴行，既是发动“四一二”的前奏，也是向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递交的投名状。同一天（3月23日），北伐军第二军和第六军击溃北洋军阀直鲁联军，准备进军南京，这令列强感到威胁。此前列强们在长江水域集结了包括英、美军舰在内的大量军舰，准备随时干涉。
3月24日清晨，北伐军攻占南京，城内北洋军阀溃兵和地痞流氓趁乱抢劫，目标包括外国领事馆、商社、教堂及侨民住宅。当天下午，停泊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美军舰指挥官以保护侨民为名，下令开炮。美国海军长江巡逻队的“诺亚”号和“普林斯顿”号驱逐舰，以及英国海军的“绿宝石”号等军舰随即对南京城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猛烈炮击。炮击造成超过2000名中国军民伤亡，其中外国侨民6人死亡、数人受伤。史称“南京惨案”。
“南京惨案”发生后，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对列强的行径提出严重抗议，同时针对城内劫掠行为向外侨表示歉意。面对英、美、日、法、意五国的联合通牒，陈友仁采取了分而化之的策略，分别驳回了他们惩凶、道歉、赔偿的无理要求，并反指英美炮击南京是违反国际公法的。
与武汉方面的强硬不同，蒋介石在事件后迅速赶赴上海，秘密与日本等国外交人员接触。他向列强示好，承诺会“负责控制局势，保证外人生命财产安全”，意图借此换取帝国主义对他即将发动“四一二”行动的支持。列强也认为，与其和武汉国民政府交涉，不如扶植蒋介石。
美国国内舆论曾一度主张克制，但驻华公使马慕瑞等坚持对华施压。尽管英美等国企图联合干涉，但因内部步调不一致而搁置。然而在1928年，蒋介石为了换取列强的承认，最终向英、美等国道歉、赔款。
蒋介石借“南京惨案”迅速向帝国主义靠拢，为其发动“四一二”清除了外部可能的干涉。1927年3月31日，蒋介石指使刘湘在重庆屠杀群众400余人，制造“三三一惨案”，为“清党”造势。4月1日至11日，蒋介石与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秘密结盟；授意组建“中华共进会”“上海工界联合会”等右派工会，对抗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
命周凤岐率国民革命军第26军进驻上海。
4月12日凌晨1时，青帮武装分子（约2000人）身着“工”字袖标，冒充工人，突袭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驻地。工人纠察队仓促应战，死伤300余人。上午，第26军以“调解冲突”为名，强行收缴工人纠察队全部武器（枪支3000余支）；当日，上海总工会被查封，中共党员、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杜月笙诱杀。
4月13日，上海工人举行10万人游行抗议。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时，遭第26军预先埋伏的机枪扫射，当场死亡100余人、伤无数；南市游行工人也遭袭击，死伤数十人，史称“宝山路惨案”。4月14日，蒋介石下令查封上海总工会、市临时政府、学联、妇联等所有革命团体，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
4月12日至15日，上海300余人被杀、500余人被捕、5000余人失踪，陈延年、赵世炎等大批优秀共产党人先后牺牲。4月15日，广州李济深发动“四一五”清党，封闭工会、农会，捕杀邓培、萧楚女、熊雄等2100余人。与此同时，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80余人，4月28日将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绞杀。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相继“清党”，全国范围内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被杀者达30余万。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此后，宁汉双方在反共问题上逐步达成一致，实现“宁汉合流”。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为挽救革命，1927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武汉主持召开中央农民委员会会议，制定《武装问题之决议案》，准备提交中共五大讨论。决议案主张“农民革命必须武装才行”的论断，是毛泽东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以来反复强调的核心思想。
4月初，面对革命危机加剧，毛泽东在湖南省委会议上尖锐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首次提出“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积蓄力量，为后续武装斗争做准备。
“四一二”事变后，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汉口召开。革命处于生死存亡关头，陈独秀却主张农民武装“应征加入国民革命军”，毛泽东坚决反对，强调必须保留党直接领导的独立武装，不能将农民武装指挥权拱手让人。
毛泽东将《武装问题之决议案》提交五大会议讨论，强调“农民斗争非有自己的武装和政权不可”，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是保障革命的核心力量。主张建立党独立领导的军事力量，从根本上掌握革命主动权。
但是，大会在陈独秀、彭述之把持下，拒绝讨论毛泽东的武装农民提案，甚至剥夺其表决权，将其排斥于大会决策之外，错失挽救革命的关键时机。
远见者总是孤独的。正如周恩来后来总结：“五大时，只有毛泽东同志看到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可惜当时多数同志没有觉悟。”武装是革命的生命线。五大会议后，面对武汉国民政府日益右转，毛泽东对瞿秋白、蔡和森等人说：“我们不能坐等屠杀。要保存革命火种，只有上山！”还对易礼容说：“我打算回湖南，等到秋收时节，在湘赣边界抓住枪杆子，干件大事件。”
甲灵心鉴：1927年3月下旬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武装问题之决议案》，明确主张“农民革命必须武装才行”。历史证明，正是这份“孤鸣”的远见，为中国革命保留了最后的火种。
甲灵：世上要过好日子的人为什么都想学毛泽东的智慧？我用三年时间全面系统讲解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战无不胜？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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