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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改造世界的认识，是空洞的；离开正确认识的改造，是盲动的。唯有将二者统一于实践，才能真正推动历史前进。
1920年1至4月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同年五六月间毛泽东第三次在上海期间，热切搜寻并阅读了当时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文献中文本。毛泽东回忆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读了三本书，只取“四个字”，这表明他从一开始就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拒绝教条主义，也表明“这四个字”如一道闪电劈开了迷雾。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推动的“驱张”运动取得阶段性成果——1920年6月，湖南军阀张敬尧被谭延闿驱逐。举省欢腾之际，毛泽东却冷眼观察：新上台的谭延闿、赵恒惕迅速暴露军阀本性，横征暴敛如故，所谓“自治”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现实政治令毛泽东痛感：“虎口里讨碎肉，是不能够的。”
就在这理论与实践的猛烈碰撞中，思想的熔炉终于达到了临界点。毛泽东后来清晰地定位了这个转折：“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他感到一种“透底的变化”——不是多了一种学说，而是整个看世界的方式被彻底重塑。
这个新确立的世界观，坚定而清晰。1920年10月下旬，英国哲学家罗素应邀在长沙演讲，主张通过教育、合作实现渐进改良。毛泽东担任部分记录整理工作，内心却不以为然。他在随后的通信中明确表示：罗素的方案“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面对中国百年沉疴，需要的不是修补，而是对社会结构的根本改造。
1920年11月，毛泽东在给罗章龙的信中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要求新民学会告别早期“感情的结合”，转向“主义的结合”——必须有共同的目的、共同的方法、共同的信仰。
几乎同时，蔡和森从法国寄来长信，疾呼：“非组织俄式共产党不可！”“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回信：“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思想的共鸣化为行动。1920年11月，毛泽东与何叔衡等六人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秘密集会，签署建党文件，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因如此，1956年中共八大填写入党时间时，毛泽东亲笔写下：1920年。
世界观的转变，立即转化为方法论的革新。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及留法会员的信中阐明：“我觉得用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后，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上各层理由，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这是毛泽东在信中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路径时提出的。
在信中，毛泽东还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这标志着青年毛泽东完成了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为其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奠定了思想基础。
更关键的是，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需要做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
这，正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思想源头；
这，也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哲学基石。
在此后的岁月里，这一世界观——方法论体系不断经受血与火的检验：
1927年，当党内多数人聚焦城市工人时，毛泽东深入湖南农村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断言“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
1930年，针对“本本主义”，毛泽东疾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革命处于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和苏联经验）和经验主义（固守自身局部经验）两种错误思想，曾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的重大挫折。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时，写下《实践论》《矛盾论》，旨在从哲学高度清算这两种错误思想，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国革命提供科学的认识论指导。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系统阐明：“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
1957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重申：“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毛泽东主席始终强调哲学改造世界的功能。什么是哲学？1963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会议上指出，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认识论。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方法论。
甲灵心鉴：从1917年《心之力》“我辈决不可遗忘正义使命”，到1920年在北京在上海捧读《共产党宣言》，毛泽东的世界观之变，从来不是天赋神启，而是在时代洪流中，通过阅读、思考、辩论、实践，一步步淬炼而成。
认识是为了改造。改造世界，不靠解释，而靠行动；而行动的力量，源于对世界真实的认识。1963年以“认识论”定义哲学的终极凝练，是毛泽东留给历史最深邃的答案。
甲灵：世上要过好日子的人为什么都想学毛泽东的智慧？我用三年时间全面系统讲解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战无不胜？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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